其时潘汉典已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痛恨，不愿参与政治，于是婉言谢绝并告之志愿从事学术研究且正在考虑别人推荐的江西某国立大学的教职。

因此，当下法学界迫切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集中、深入的研究当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构建基础或一般理论，尤其是如何确定和搭建基础理论的结构。

在明确两者的不同侧重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础理论的结构则比较容易确定和搭建。三是建设性地提出法治各项工作发展与完善的目标与路径。（5）司法体制及司法权运行机制。据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基础理论的结构似应包括：（1）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或法治文明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主要阐述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法治以及作为人类文明现象的法治与当代中国法治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当下中国法学人应建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特别是对当代各国法治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保持充分的了解，同时对中国国情因素与法治实践的关联性保持透彻的把握，并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进行真诚的对话与讨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问题形成更多的共识，把法学研究的关注点和研究力量聚焦和集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系统化建构之上，尤其是最尽快推出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定权威性、经典性的理论著述。

实际上，在此方面的困扰主要产生于如何处理这一理论与现有的法理学或法学基础理论之间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法学界在此问题上是存在着较大的理论分歧的，而这种分歧的背后则是"普适性"或"普世论"与"国情论"或"特色论"的二元对立。在一班先进青年的眼中,传统不但是旧的,而且是恶的。

为H·J·Berman《法律与宗教》所写的译序死亡与再生一文,在时间上最为晚出,其中所表达的思想自然也比较成熟,只是囿于篇幅和文章的形式,意见的表述末尽系统。揭露与批判传统,竟成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忧虑。在这意义上说,上面谈到的社会脱节、文化断裂等现象,已经是一种文化整体性危机的征兆了。至少,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显明。

如果说这里面依然隐含了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只是因为传统不灭的缘故。编排此书目录所以大费周折,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事实上,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态度,首先是来自于他们的敏感:他们痛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即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文化变迁中间,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传统已然失落,泛起的只是数千年文化积淀中的沉渣。关于希腊法终于隐而不彰的悲剧命运的讨论,实际是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法历史命运的反省。这种情况,在那些借书评之名写下的文章里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或者是一种缺憾。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章的办法最简单,但显然不合适。

辛亥革命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缺乏说服力。相反,在探究所有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我都为问题本身所吸引,几乎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们不但要问过去的和现在的法律实际上是怎样的,而且要问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冷静地看待历史和现实 对于传统,无论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创新的,弄清楚传统及其由来总是必要的前提,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做学问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

罗马何以能借法律而征服世界?西方的法制凭什么能够取中国法而代之?反过来问,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法制因为什么竟遭消沉歇绝的命运?它不能够传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促使我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借古讽今的冲动,而是我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以及文化发展规律的特定认识。

(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我谈西方的法律传统,讲它过去的和现在的理论与实践,既是要廓清其本来面目,也是想探寻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后面原本应有的精神。传统之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

在关于中国法的一组文章里面,即便是最最单纯的只讲中国古代法律的文章(只有一篇),实际也隐含了与西方文明相比照的背景,透露出我对于过去与现代中国法与中国社会的基本思考。我从不曾为了现实的缘故去修正历史。法律文化的失落与沉积 中国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而代之。未来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印记。在我身上,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因为归根结蒂,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环境是以往全部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就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来讲,主题是相当集中的。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原则,因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极有弹性。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要给人以内容上庞杂的印象。

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的研究也是历史的和比较的,唯独不是思辨的。

而就自然法乃至西方中古法律学说所作的讨论,同时又未尝不是对于中国法律传统以及法学衰败现状的观照与批判。这是可以顺便加以说明的。就更具体一层的方法来说,或如一位学界前辈所言,我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的。由此造成的社会脱节与文化断裂,转而成为民族振兴的障碍。

也许可以说,严肃而平正的历史研究是我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

在我来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总是相对的。我无意建构体系,也不愿被理论束缚了手脚。

这一点,经常成为热衷于观念现代化的人们的话题。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当代史。

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文化 自然法 法制 。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这些文章确实表明了某种现实的关切,但是引领着我深入历史文化中去的,同时也可说是学术上的好奇心。我需要一项原则作理论的支点,于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对象。

在这层意义上说,欲知今日,不能不先知过去。(4)比较中、西法四目作大致的分类,实在也是勉强为之。

在我来说,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组文字,不纯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对今天严峻的现实作出一种回应。比如,就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这个大题目来说,我们要弄清的,就不但是中国古时的传统,而且也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传来的遗产。

实际上,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种方法讨论着同一个大问题,而且是透着同一种关切的。此外,这本集子里关于中国法的讨论,基本上只集中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于中国古代法不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却没有正面展开,当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古代法作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和评判。